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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联合国做翻译时，大部分时间全是在做英译中，很少有中译英的机会，就是有，也是事先有中文稿，可做笔译，代表发言时照念就是了，因此，练习的机会很少。
这样大家就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到中国代表发言时，都搞得十分紧张，好像是皇上要下圣旨了，翻译出去时一个字也不能少，觉得在联合国内，唯有中国代表的发言最金贵(不过，也许可以这么说吧，因为中国代表的确是不轻易发个言的)，一字千金，而外国代表的发言就被“视如粪土”，翻译不对、不全好象都没关系似的(至少没有人去纠你，因为很少有中国代表听中文，其实这一点本身就是值得我们翻译深思的，可做为另外一个题目再展开来谈吧)。
做为中国代表发一次言，是做了不少准备，那么你怎么就知道别国代表发言时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呢？其实，我想，公平点说，无论是哪国代表，讲话时，都分为准备好后讲的，与所谓即席讲的两种，无论是对中国代表也好，还是对外国代表也好，都应翻译好才是。只不过好象做为一个中国人，特别以前是中国政府派遣去工作的中国人，给中国代表翻译时就应该翻译得更好才对。这话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但反过来，如翻译不好，有遗漏，或错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你往中文翻译时不也错、也漏吗？
以上感受本人也有亲身体会。在联合国会议中，一旦中国代表团要发言时，特别是就某个重要议题发言时，往往是代表团全体成员倾巢出动、人人上场。除发言者之外，其他人一般均要监听外文，尤其是英文（因为懂英文的人多）。这时翻译如果事先有稿还好办，认真准备一下还是可以基本做到所有意思和观点都传达出去；如果没有稿子（而代表团念稿）或作长篇即席发言，翻译稍有翻译不到之处就会遭致代表的责备或当场埋怨或批评。这种情况本人见得太多了。尤其是海外华侨同事们，他们长期生活在国外，对国内常用的大话、虚话、套话没有接触，更没有花时间研究如何翻译。他们面临的心里压力更大。我觉得这还是个相互理解和合作的问题。代表团应该理解同传的特殊处境和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别，对翻译有宽容态度；翻译也应认真准备会议文件，有时间与代表团多请教和沟通，尽量做得尽善尽美。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尽管中文箱子翻译译得很好（有时实际上就是照念准备好的书面译文），但是其它箱子里的翻译并没有认真对待你过来的relay，结果还是不会另代表团满意。这就毫无办法了。如果这时代表团还要指责中文翻译就没有道理了。
但是作翻译就是干上了一种叫人指责的职业，接受翻译服务的任何一方都可以指责你的不足之处。所以首先要有很好的心态，遇事一定要冷静。做了许多年翻译后，我深感翻译的酸、苦、辣。我们每时每刻都处在一个十分被动的境地：根本不知道双方要说什么话。可一旦一方张口说了话，你就要立即将他的话用另一种语言传达给另一方。多难啊！
此外”别笑话“君所谈到的中国代表团有时不重视其它国家发言的例子我也见过不少。常常是一旦像美国、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发言时，我国代表比较重视；而一些小国家代表发言时，即使有时是人家国家的部长发言，我们的代表则不大重视，甚至离开会场……作为一个翻译，有时我觉得心里很不好受。
诚然，多边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在联合国里中国只是众多会员国中的一员，而中文的实际使用范围又决定了它往往只为中国使用[尽管我曾遇到过英、法、菲律宾大使和印度、美国、文莱、新加坡、南北朝鲜、新西兰等国外交官，甚至罗马教皇说中文，有时是整篇发言。其中印度一名叫齐赞的参赞曾在北大读书并在驻华使馆任二秘（后任驻中东某国大使，相信有朝一日回到北京上任），他的一口京片子胜过联合国中文口译半数以上，真叫人汗颜]，加上中国代表（尤其是老一代的）由于对一些题目不太关心、或缺少研究、或参加国际会议的经验或能力有限，造成在一些会上很少甚至没有发言。因此，同国内一般只涉及两三种语言且中方常为主人或主体的情形相比，联合国内中译英的实践机会一般要少得多。况且联合国下属有200多个机构和委员会，涉及面理应比国内广得多，且译员每天乃至每一场会接触的内容都可能截然不同。我就在间断接触了贸易法委员会的几场会后再隔了两年才又做一场，花了不少时间熟悉的词汇在又等了近三年几乎全忘光时才遇上两场不太相干的的贸易法委员会会议。
依鄙人之见，中文同事中并不存在\"歧视外国发言\"一说。相信各位有经验的同行也知道，当同传练到一定水平之后，反而觉得中译英要比英译中难得多，这是中文乃我们的母语使然，中文和阿拉伯文箱用英、法文作为目标语言，当然是不得已而为之 - by default。在联合国里，多数国家都有集团性趋势，如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欧盟、拉美和加勒比、伊斯兰、非洲、中东欧等，立场接近甚至用词相同，翻了前几篇以后接着不少内容就是重复了，翻译过程就是一种熟悉、准备的过程。当然，不少同事在会前和会议期间还通过上网、看文件来熟悉有关题目、内容和词汇的。即使中国代表很少听中文，但是大家还是尽心尽力去翻的，就如人们常说的：\"为了对得起拿的工资\"，\"凭良心干活\"，\"就当它是做练习吧！\"不过，如代表是由外交部和经贸部以外的其它部委临时派来的，则多要依靠英汉翻译。而且有些懂中文的外国代表也会时而监听。所以，即使中国代表不在场，我们一般都照翻不误。至于会间中国代表爱听哪一种语言，这是他/她的权利。而且，从工作便利而言，听原文更直接一些。国内刚出来的小年轻，更想趁机练练英文听力。这我们就管不着了，也不该管。
中方发言时，情况确有不同。由于上两段所述原因，中国的发言立场、用词都难以预测，很有\"中国特色\"，颇有一种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感觉。这时，其它语言箱的同事都要依靠我们才能relay，全场的听众都要靠我们，这当然比只有一、两个或者没有听众的情况不同。为了对听众负责，对我们的职业负责，对中文箱的声誉负责，也为了鼓励中国代表多用中文发言（尽管外交部由此规定），当然应该在较弱的环节多下功夫，当然应当协同作战，全力以赴，这是无可指责的。相比之下，在英译中时除必要的TEAMWORK之外，如三个人还要坚持几小时共同作战，不尽无此必要，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中方如连续几天不发言，你总不至于每天与他\"沟通\"，问他准备讲什么吧？况且，按君\"一视同仁\"的逻辑，翻译也要找所有代表\"沟通沟通\"才是，免生\"歧视\"之嫌。
至于原国内派出者更急于为中方效力之说，那就不是一孔之见了，而纯属无稽之谈。殊不知，遇上代表用中文发言时，惊惶失措的往往是久居国外者。除缺少背景知识外，缺乏必要的心理素质也是一大因素。当然，在国外住久了有一大好处，就是有助于外语语感的提高。不少人刚出国时只要能将中文发言用英文打发出去就心满意足了，现在则更加注意遣词造句，越翻越觉得中译英难，更不能掉以轻心。这是一大进步，也是无可非议的。
同样，联合国，尤其是安理会里讨论的问题政治敏感性强，对翻译的语言要求相当高。在特定场合里，即使把安理会\"主席\"翻成chairman，就会马上暴露出你是会场里的唯一外行；如把\"征得所在国的同意"\翻成agreement甚至approval，则更是不可饶恕的大错。如果作为政策外行的翻译被英语较佳的外交内行或其他专家纠错，那是我们的福分，感激还来不及呢！即使发言者纠错了，也没什么，我们毕竟是语言专家兼服务工具嘛。正如在外交部翻译室滚打出来的人所深深体会到的，在即席翻译时被上至总理、下至力争在领导面前表现的正副处长纠错，实乃家常便饭，只要有谦虚的胸怀和平静的心态对待就行了，不象一些人老虎屁股摸不得，结果反而影响了接下来的翻译质量。
当然，在联合国一些机构里情况例外，如安理会及其属下的各制裁委员会、工作组和专家组，ACABQ,五委，裁审会和二委下属的一些工作组，只有五常参加的军事参谋团，日内瓦的CD和生物武器公约谈判，中方不管即席发言、还是有备而来，极少给发言稿，即使有中文大纲也是仅供参考，发言时也往往改得面目全非，甚至只用其中的一两句或者半句。相反，这时如有个别同事先将稿子笔译成英文，反而会导致砸锅。实际上，与君所遇见的情况相反，在其它会议上即使有中文发言稿，绝大多数同事都是用视译技巧去对付的；有时国内代表团提供的英文译稿质量很差，只好弃之不用。切不能以一概全，误导其他网友。
今年七月中国担任安理会主席,中译英使用的频率和精确性要求（包括60－70个外交官名字的外文发音，而译员多不认识这些外交官，也无法获得一份完整的名单）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为保证翻译质量,这时往往会挑选一些翻译和应变能力强，经验丰富、临变不惊且熟悉UN有关内容和会议程序的在编译员来应付，但freelance中也有个别高手常获准出场。有时，在与会者只有10－30国的工作组会议上，中方（往往是外交部的年轻有为者）频频发言，占了会议时间的三分之一强甚至一半。中方发言的频率较高，反倒使中文译员容易进入角色，效果反而更好。对一些胜任的翻译来说，这是最来劲的时候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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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2 11: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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