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论上广电的倒掉

引用 天歌 2011-8-9 19:44

论上广电的倒掉（二）

　　续（一），接着找寻“上广电资不抵债”一说的来源。

　　首先要肯定，如果是有人蓄意防风，肯定不是完全无关的人在开玩笑，他一定是个“利益相关者”。按照被普遍接受的的管理学理论，一家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以下几方面：

　　1 股东——对上广电而言是上汽、文广、仪电等上海知名大企业集团，还要包括其股东的投资方上海市国资委；
　　2 债权人——主要是各级各类商业银行，也包括一部分供应商；
　　3 客户——面很宽，包括很多普通消费者；
　　4 供应商——同样面很宽，但基本集中在电子行业的上游和中游产业；
　　5 合作伙伴——包括前述的国内外很多同行业或相关行业企业；
　　6 职工——约2.5－3万在岗职工，还包括数以万计的下岗、待岗、离退休职工；
　　7 管理层——由于利益诉求差异巨大，现代管理学并不象我们传统上那样将管理层划入职工范畴。

　　如果我们承认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是理性人，那么有些就可以排除掉放风的嫌疑。

　　1 股东方应该不会放这种风声，资不抵债的企业股东一无所有，还要承担一大堆债务清算、职工分流安置的麻烦事，没有极特殊情况，不会出此下策。虽然仪电获得托管的授权，但从托管后的进度看，仪电对TFT业务也是一筹莫展，很难确定其可以从托管中获得利益。更何况上汽是持股超过60％的绝对控股股东，如果小股东有所图，大股东不会坐视自己的数十亿股权价值归零。

　　2 职工是最大的受害者，绝对不会、也没有能力放这种风声。

　　 3 消费电子行业是高度、甚至过度竞争的行业，客户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很低。普通消费者没必要、也没有能力策动媒体或者上海市国资委相信“资不抵债”；即使有大的机构客户对上广电的产品、服务不满，也完全可以很方便地掉头转身，没必要搞出这么大动静。

　　4 供应商当中流传对上广电不利的传言倒是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他们的想法是尽量谨慎地维持与上广电的供应关系，而不是盼着它早些倒掉。

　　5 合作伙伴同理。

　　6 债权人是有可能的，特别是当商业银行发现企业有危险的发展趋势时，为了尽可能保护自己的债权，会尽早提出偿债请求，甚至不惜走法律途径提出破产请求。银行的一般逻辑是越早清算，剩余的可清算财产越多。

　　由于上广电的大型国企集团地位，银行要“放倒”它必须先造势，放些“资不抵债”的风声也就顺理成章了。特别是去年四季度开始，上广电以资金紧张为由停止为一部分贷款付息，这是极其严重的危险信号，甚至可以看作一种挑衅，银行十分有理由采取一些实际动作，当然，他们也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问题是，上广电实际上有能力付息，一个有力的证明是在《论上广电的倒掉（一）》当中列举的大部分优质资产如土地、房产、股权等均未设定过抵押或质押，企业完全有能力以这些任何商业银行都乐于接受的资产获取贷款，以维持现金流。如果是一家民营企业，可能早就这么运作了。上广电为什么不？

　　只有一种解释：上广电的管理层认为付息以维持银行的信任没有意义了，企业未来已经不可能扭转亏损局面，早些摊牌反而有利于减少损失。

　　7 所以，管理层是真正制造出资不抵债的根源，他们顶不住了，急于脱身了。

　　结论：管理层适时地炮制了一个经不起推敲的“资不抵债”假象，在商业银行的推波助澜之下获得了股东（包括市国资委甚至更高层）、媒体、公众的认同。

　　回到“谁能从中得到好处”这个问题，管理层能够吗？企业资不抵债对管理层的职业声誉和前途是一种致命的打击，他们不在乎吗？

　　这就要细致地考察两年前所谓的“班子调整”了。正是这戏剧性的调整解除了现任管理层的顾虑，甚至说迫使现任管理层尽早将上广电推到“资不抵债”也不为过。

引用 天歌 2011-8-9 19:48

论上广电的倒掉（三）

　　续（二）从出身看，上广电是一家先天不足的公司。

　　现在我们都知道了，上广电和现在受命托管的上海仪电12年前是一家人，但是，可能大家还不知道的是为什么一家会变两家。这要从上广电的缔造者徐为沪说起。

　　徐是真正从企业走出来的干部，在原上海仪表局系统最基层的企业、最基层的岗位干过。80年代从元件公司升迁至局领导岗位，到90年代担任局主要领导，仪表局翻牌为仪电控股公司之后担任总裁。其时董事长是徐的同学张林俭。熟悉官场规则的都知道，这样的干部安排很容易引发个人之间的矛盾，徐和张也未能例外。

　　据上广电的老人们回忆，稍有些特殊的是两位主要领导之间的矛盾披上了“经营理念分歧”的外衣。张关注资产和资本运作，徐则坚持产业发展道路。在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制造业还处于黄金期的末尾，因此，徐的理念也颇得到一些高层的支持。朱总主政上海期间，将仪电一分为二，与消费电子相关的企业全部划归广电，当时红极一时的永新、金星等企业成为新集团的骨干。

　　平心而论，徐是对得起这份支持的。从97年上广电挂牌到07年徐被突然“拿下”（名义是到龄退休），上广电一直坚持十分艰辛的产业化道路。上海有评论认为，SVA是唯一能够延续当年制造业辉煌的上海品牌。但是，新世纪以来，上海的体制环境、商务环境越来越不适合制造业的发展，徐本人为支撑难局付出的努力大大超越他同时代的其他企业家。据说，徐直至退休的最后几年，一直坚持每天凌晨4、5点钟开始处理邮件，他的下属们上班时一定可以收到董事长对前一天邮件的回复。

　　不仅如此，在重组三年后，上广电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先后完成增发，募集了可观的资金（合计近40亿元），又正值永新等骨干企业的黄金时期，效益也是一日千里。一时间，上广电重组被作为国企脱困的典型，先后有几位高层“输出”到其他产业集团任正职。这其中也包括后来因社保资金案而广为人知的上海电气集团前董事长王成明。

　　但是，徐为沪知道，上广电的企业基石和核心竞争力并未改观。为了摆脱低端制造业的困境，徐在2003年决策“参赌”液晶产业。客观地讲，从民族产业的发展需要来讲，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的：

　　（1）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平板替代CRT显示技术是大势所趋，虽然何种平板技术会成为主流当时还有争论，但从6年后的今天来看，液晶无疑是最正确的选择；

　　（2）上海作为建国以来制造业基地的基础正在快速地发生变化，只有技术门槛高、附加值空间大的先进制造业还有可能在上海生存发展，上广电这样的老企业必须转型。

　　但是，徐的“天真”和“赌徒”心态使他完全忽视了企业所处的体制、机制环境，从而在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此话怎讲？

　　众所周知，上海是一个地方政府极其强势的城市，由于独特的发展历史、区位优势和民情舆情，尽管已经改革30年了，上海市政府（当然包括其党务系统）一直沿袭着计划年代的思维模式和管理理念。这直接导致了上海迄今为止在一定比重的外资之外，仍是国有独大、民营苟活的经济结构，甚至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

　　对照韩国、台湾发展液晶产业的道路，上海这种“强政府”的模式按说是有利于上液晶项目的。徐也是这么认为的。这就是他天真的地方。徐忘记了进一步的思考：韩国、台湾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他们的政府支持企业也必须通过一定的市场化形式，要受到民众和反对力量一定程度的监督，虽然支持力度和效率受到制约，但也因此不大会发生180度掉头的情况。

　　但是，上海就不同了。陈良宇在任时，给钱、给地，上广电得到的支持无出其右者；陈一朝落马，所有的举措全盘被否，上广电计划中的第二条线投资、平板产业园的用地全部悬到半空中。这就是为什么同行业的京东方一日千里的2007年，在上广电，却被媒体称为“一个失去的2007年”。这是徐不能言说的隐痛。

　　液晶产业离不开政府支持，这是业界共识。漂泊不敢说徐事先一点都没有意识到他依靠的支持存在很大变数，“人亡政息”是现行体制的普遍现象，以徐的老辣不会毫无预见。但是，他期望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内上海政局不会大变，这就是漂泊说他有“赌徒”心理的依据。

　　没有多久，2007年9月，徐自己也被突然拿下了。所谓年龄之说完全是托词，与徐同龄的老对头张林俭直到差不多一年后的2008年7月才“半退休”。真正的原因是市委书记一换，见风使舵的中级官僚们开始为上广电的“手术”作准备。

　　因此才有了漂泊所谓“戏剧性”的班子调整。

　　先引一段媒体的报道：
　　“继任者付新华，业界期望颇高。在担任上海市经委高新产业处处长以及市经委副主任期间，他一直负责上海液晶面板产业以及其他高新产业的项目……对液晶产业规律非常熟悉。与他相熟的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付新华工作能力强、有魄力，他的上任对广电集团扭转颓势非常有利。

　　但是，当付新华2007年底正式走马上任之时，7.5亿的巨额亏损已经产生。要解决广电历史遗留下来的诸多复杂问题并非易事。付新华上任后开始加快6代线的投资建设。2008年下半年，上海市政府同意上广电投资174亿元建设一条6代面板生产线。
　　相隔三年之后重启6代线，此时的上广电，或许再也经不起折腾。”

　　这些评论的背景、真实性我们下回分解，眼下只说一个事实：付到任之初，曾经找相当一部分集团中层、业务群高层领导个别谈话，过程中传递两个主要信息：

　　（1）再上一条新线毫无必要，新线可以扩大产量、降低原材料成本的说法“似是而非”；

　　（2）上广电的任务是把现有的5代线做好，做不好只能退出液晶产业。

　　这件事情发生在2007年10月间，主要当事人大多都还在位，非常容易验证，漂泊从多位不同当事人、多个不同角度验证过，无可质疑，甚至有当事人引述过付的原话。

　　因为“转向突然”，有人在谈话过程中提出了疑问：“5代线怎么与日韩的6代、7.5代产品竞争？”付反问：“5代线就不能生产产品了？”作为下属的问话者张口结舌，谈话结束。

　　当然，付没有忘记叮嘱对方：“不要引述我的话。”

　　漂泊今天还不想评论这种发展理念的对错，只想请大家对照媒体的报道，真伪立辨。

　　更加“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上海又换市委书记了！

　　俞书记到任不久，2007年12月轻车简从考察上广电，明确要求上新线，甚至要求研究直接上G8的可能性。这时，徐为沪的老部下们甚至还没有来得及逐一为其举行告别宴会！

　　诸位可以想象付当时“当头一棒”的那种感觉！上广电起起伏伏的命运就此开始进入最高潮的尾声。

引用 天歌 2011-8-9 19:49

论上广电的倒掉（四）

　　公正地讲，以付为首的新的上广电管理层对TFT并非毫无兴趣，只不过这种“兴趣”完全是一个行政官僚的兴趣，而不是企业家的兴趣。所以，当俞书记的指示带来的最初的“晕头转向期”过去之后，上广电的管理层敏感地察觉到了“危机中的机遇”：投书记之所好，也许是又一个晋身的阶梯。

　　因此，在2008年的最初几个月中，上广电颇有声势地展开了上马新的高世代面板线的攻势，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在1月初突然停牌，并先后通过了重大重组的股东会决议：原有的G5注入广电电子；定向增发募集130亿元；广电电子的非TFT资产注入广电信息。

　　但是，当局者们很快就意识到决议的实现远比通过一个决议困难得多。

　　首先是资金从哪里来？国资委及其控制的投资机构不可能也不愿意承担这一巨额投资；

　　其次是原有的5代线一直亏损，如果不扭亏，定向增发难度极大；

　　最后是技术来源，G6或者以上世代的技术中国大陆不掌握，上广电与NEC、夏普等谈判多年，未能有实质性进展。

　　这种局面下，“政客”型企业管理层和真正的企业家的差别开始体现出来：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之后，面对种种困难，真正的企业家千方百计去克服困难，投机的政客立即开始琢磨如何全身而退又不承担责任。

　　这个“琢磨”的过程想必十分痛苦而阴暗，漂泊无从证实，只好简单地推测他们的心理逻辑：

　　市委书记要上，国资委和企业不想上、不敢上，怎么办？明着对抗肯定不行，来暗的吧：上这么大项目市里拿钱不？不拿，我破产了，你看着办吧。

　　“资不抵债”之后，最大的好处是不用再天天面临发展TFT的压力，反而有了充分的理由要求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这是所有大中型国企的普适逻辑，也是国企竞争力的最大桎梏。

　　更加微妙的是，对于新的决策层来说，上广电“倒下”的速度必须要足够快，只有很快倒下，才可以将责任全部丢到前任头上。这就可以回答（一）中提出的问题了：“谁能从上广电的‘资不抵债’中得到好处？”

　　 漂泊曾经遇到一位上广电债权银行的经理，最近正在为广电的贷款问题头痛。他非常不解地问在场的另一位上广电的干部：为什么你们的头儿傻到停止付息？否则怎么也不至于这么快就不可收拾。答曰：不是傻，而是太聪明，以为别人都傻。
　　
　　好了，洋洋数千言，大致点出了上广电倒掉的“个性化”原因。几十上百亿政府和投资者的财富正在逐渐蒸发，漂泊在痛心之余想以如下的教训总结求教于方家：

　　1 企业家和行政官僚是两种人，他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长期以来，国企的管理层选拨与行政官僚的选拔一直沿用几乎一样的方式，上海更是极端化地混用这两种干部，这是非常危险的。放眼全国，企业高层转任行政职务还有一些成功的例子，反过来的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选拨干部的官员们（特别是国资委系统的官员）一定要知道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和在机关当官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当然任何人要自觉其局限性都是艰难的，漂泊只希望无数血淋淋的案例中终有一个能够震动“肉食者”们。

　　2 大项目的决策、上马是一个系统工程，行政体系的决策程序并不适用于企业（垄断行业、国家战略性质的项目除外）。企业的决策肯定要求决策主体是明确的，其拥有的权利和资源与需要承担的责任是对等的，上海的“强政府”模式延伸至企业决策必然带来一个恶果：容易的、出风头的事情官员和企业抢着做，困难的、有风险的事情抢着推。

　　3 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又特别是上海的大型国企被要求承担了很多社会责任，但是其落后的机制又决定了其很难从市场获得资源，这样的夹击逼着企业全力追逐政府的资源支持，进而自身竞争力进一步下降……持续的恶性循环之下，除了一些垄断企业，其余的被市场淘汰只是时间问题。要解决这一条，如果全面的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尚不具备必要的环境和基础，那么至少，全力收缩战线和国企介入的领域是马上可以做的。事实上，浙江这样的民营大省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尝试。

引用 peakwmher 2011-8-11 09:03

言之凿凿，好！

引用 wturdss 2013-5-20 11:52

看完觉着很痛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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